1985年，中国一高级干部访日期间，不顾多人劝阻非要去靖国神社，回国后就被中纪委开除了党籍 ，可他却说：我是清白的。
1985年深秋的东京，银杏叶落了一地。
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国老人买了张门票，走进了靖国神社。
他叫周而复，当时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副会长，也是个作家。
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，让他余下的十六年人生，卷入了一场刺骨的风暴。
周而复这趟日本之行，明面上是文化交流，暗里还揣着个要紧的任务——为他筹划多年的抗战题材小说《长城万里图》搜集素材。
他想把这场战争写透，就觉得不能只写我方怎么打，也得看清对方那套逻辑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去之前，他按规矩在行程表上列了这一项，报给了中国驻日大使馆。
在他想来，这跟去档案馆查资料没什么本质区别，看清楚，将来下笔批判才能更准、更狠。
进去后，他没鞠躬，没合掌，只是沿着参道慢慢走，拿着笔记本，仔细记录那些展品的说明文字和场馆的布置。
他试图理解，历史的罪责是如何在这里被悄然地偷换与美化的。
但他这只为写作而迈出的脚步，却结结实实地踩中了那个年代最敏感的神经。
八十年代，中日关系正在一段薄冰上小心前行。
任何中国官员与“靖国神社”产生关联，都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。
国内得知消息后，迅速发酵。
他那些详细的考察笔记无人细究，舆论只记住了“周而复去了靖国神社”。
《人民日报》随后刊登严厉文章，批评他“丧失国格人格”。
紧接着，中央纪委的决定下达：开除党籍。
一夜之间，这位从延安走来的老文化人，成了身败名裂的“反面人物”。
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冻住了。
周而复感到一种巨大的荒谬和憋屈。
他反复解释：我是为了写书，是为了揭露！
但在汹涌的声浪面前，个人的辩白微弱无力。
很多人觉得，这个年过七旬的老人，大概就这样垮了。
然而，周而复身上有种老派的倔强。
当申诉的信件没有回音，他选择了一种最沉默也最坚韧的回应——回去，继续写他的书。
他把所有的委屈、不甘和对历史的责任，都摁进了那部名为《长城万里图》的鸿篇巨制里。
每天清早，他就坐到那张旧书桌前，戴着老花镜，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脉络。
写作成了他呼吸的方式，成了他与自己信仰对话的唯一途径，也成了他抵御这场漫长寒潮的厚衣裳。
他大概知道，清白可能遥遥无期，但至少，他得把那部关于民族苦难与抗争的大书写完。
时间在稿纸的翻动中一年年过去。
时代悄然变迁，看待历史的视角也多了些理性和复杂。
关于周而复的旧案，开始被重新审视。
经过漫长而审慎的调查，2002年，中央纪委发布了新的结论。
文件指出，当年的处分过重，他去靖国神社确为创作考察，其他相关指责也查无实据。
决定撤销“开除党籍”，改为“留党察看一年”，恢复他的党籍。
十六年的冰封，在这一刻消融。
据说，当组织派人将文件送到他手中时，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，用颤抖的手抚过纸面，看了很久，然后深深地、缓缓地吁出一口气。
他后来做的第一件事，是补交了中断十六年的党费。
一场跨越十六年的风波，最终以组织的纠正画上句号。
但周而复的故事，其意义远不止于个人的平反。
它像一块棱镜，折射出那个转型年代特有的光谱：
国门初开时的谨慎与阵痛，民族情感与具体实践之间难以把握的尺度，以及一个文化人试图秉持专业精神时，所遭遇的不可预料的凶险。
他抱着揭露与批判的目的而去，却因踏入那个绝对禁忌的“场域”本身，付出了半生清誉的代价。
晚年的周而复，最终完成了《长城万里图》。
这部厚重的作品，成了他对自己、对历史最坚实的交代。
当人们翻阅那些书页，再回望1985年秋天那个执意走进靖国神社的身影，或许能体会到一种复杂的况味：
那里有一个时代的误会，有个人的执着，有一种代价沉重的认真，也有一份属于信念与时间的、迟来的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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